年鉴创新，这个话题过时了吗？目前，中国年鉴总数达到5000多种，年鉴编纂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年鉴事业方兴未艾，还讲年鉴创新问题，会多此一举吗？我的看法是，未必。我们处在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所从事的年鉴编纂事业既光荣又责任重大。我们的工作，既是为现实服务，又必然会在历史中留下脚印与手迹。为了更好地编纂年鉴，不在现实中失责，不在历史中留下骂名，需要一种不满足现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进取心。表达对年鉴创新问题的关注与见解，展开议论，在一定程度上达致共识，对年鉴事业无疑是有利的。通过创新，推动年鉴事业走向新的高峰，满足受众的需求，是中国年鉴人和年鉴受众的热切愿望。

    一、年鉴创新发展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长期工程

    创新发展问题，需要大力推进，也需要进行认真周详的理性探讨。大胆实践与大力研讨可以交织并行，相互促进。实践需要理论的支撑，但不必等待理论的成熟。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经验证明，许多改革和创新是基层人士和实际工作人员大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走向成熟的。理论需要实践的证明、检验，使理论日臻成熟与完整。完备与成熟的理论，是推动实践的指路明灯。中国有出息的年鉴人，有胆魄的创新者，既要当创新实践的勇士，又要做创新理论的园丁。

    二、年鉴创新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当下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的生存状态看，年鉴需要创新。中国纸质媒体所面临的挑战极多，极大，不创新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出版物，作为文化商品，是要进入市场的。就是政府主导的官方色彩浓厚的出版物，也需要面对受众的选择与取舍。市场和受众需要适销对路的产品，需要精品。年鉴类出版物跟许多中国传统出版物一样，往往诞生在计划经济的温床上，稚嫩甚至还有点脆弱。所以稚嫩，所以脆弱，往往在于我们的出版物不看市场脸色，不看受众需求，“官气”重，“民气”轻；虚假成分重，真实内容轻；摆设作用重，实用价值轻。在这“三重三轻”弊端面前，有的媒体人、出版人包括年鉴编纂者并没有愧疚和自责，反而自作多情，自鸣得意，作茧自缚，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时下，由于资讯发达，由于受众对媒体与资讯需求的多元化，由于电子媒体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纸质媒体的许多受众已经移情别恋，传统的纸质媒体许多已经步履维艰，度日如年。当然，从一个独特视角看，年鉴可以看成是一种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准入政策与媒体管理问题，因为资源占有与使用问题，一般来说，年鉴受到的冲击有限。而且，所见的年鉴大都已经连带推出电子光盘，所以，可以不受威胁地继续稳妥编纂与出版。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定创新的理由。原因就在于许多年鉴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不健康或亚健康的，它的市场化、精品化、个性化能力低。缺乏特点和亮点，平庸，乏善可陈，可有可无。如果不着意创新，切实提高“三化”水平，前景堪忧。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从政府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转变看，有显著政府背景的出版物，不创新不能成为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不创新不能走出高楼深院，到达寻常百姓家。中国的各级政府，正在转变执政理念，执政为民，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有显著的政府背景的年鉴，大多是由政府主办主管的，有的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年鉴的编委会主任、主编。毫无疑问，必须反映及体现政府工作方向、工作重心、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的转变。这也同样需要创新。政府出版物的创新是政府工作思路与工作方式方法创新的组成部分，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从年鉴类出版物的现状与他们之间的相互竞争态势看，不创新就有可能落后甚至出局。粗略估算，目前全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年鉴有/00种上下。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在短缺经济时代，讲求“人无我有”，在饱和经济或者过剩经济时代，讲求“人有我优”。优胜劣汰，不出色，就出局。

    从市场和受众的需求看，不创新就不能占有市场、赢得受众。中国/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生产力主体和消费主体，也不可逆地成为价值判断主体。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他们具有“三高三低”态势：收入高，眼界高，消费能力高；对缺乏新意和有实用价值的产品，评价低，购买欲望低，忍受能力低。他们和中国其他活跃的消费群落一起，决定着消费市场的潮涨潮落。许多读者对国内一些出版物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购，这种现象值得出版人深思。标签不再具有竞争力，适销对路和高质量才能产生财富。一个出版物，如果不能在市场中争得受众喜爱，不能成为有鲜明个性的精品，必然缺乏生命力，更谈不上竞争力。市场和受众不看重出品人的眼泪，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年鉴人的主观意愿看，不创新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年鉴类出版物，出现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几个世纪，门类品种比发达国家要少得多。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态势，在/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各种年鉴，势成燎原。如今看来，中国年鉴业有辉煌的一面，也有不尽人意的状态，更有广阔发展的空间。当前中国年鉴界有许多好的和相当好的出品。成绩有目共睹。这是年鉴人努力奋斗的结果。这里有最新资料如下:

    2014年12月，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在深圳举行全国第五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今年1月对评选结果在网上公示。日前，已经正式下文，颁发评奖结果：

    综合特等奖51件。包括中央级年鉴10种、中央企业年鉴3种、省级年鉴7种、城市年鉴12种、地州区县年鉴13种、地方专业年鉴6种。其中，《广东建设年鉴·/14》获全国第五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地方专业年鉴综合特等奖。

    这次评奖还评出综合一等奖年鉴138种、综合二等奖141种、综合三等奖109种。

    该项评奖，五年一届，已经进行了五届，时间长度达到1/4世纪。由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领导和全国年鉴界资深专家严格按照规范和程序进行的这个高级别的评奖，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就是说，全国大约5000种年鉴中，起码有439种是办得好的。其中就有我们的《广东建设年鉴》。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肯定成绩，也要看到不足。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年鉴业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事业。略显稚嫩与粗糙。其突出问题有：从办刊理念上看，“官气”重，“民气”轻，有居高临下之感，缺乏亲和力和吸引力，令一般受众望而生畏或望而生厌；从品种门类上看，综合性年鉴或部门性年鉴居多，传统形态者居多，同类同质者居多，反映社会新面貌、新形态、新变革、新趋向，受众新需求的年鉴较少；从出版物质量看，平庸者不少，高质量的不多，精品少，有个性的精品就更少了；从年鉴的使用功能看，许多年鉴进入市场的能力低，送得多，卖得少，只能成为编纂者或少数将之视为装饰品者聊以自我安慰的“大部头”，而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实际使用功能者还有限；从年鉴编纂单位的经济效益看，有显著效益的不多，相当一部分年鉴仅能维持正常运转，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从年鉴编纂理论探索与建树来看，投入力量有限，理论成果不多；从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来看，基本闭塞，鲜有交往。等等。看到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前进。可以说，中国年鉴界和年鉴人的命运系于创新。新世纪的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年鉴人，都不愿意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需要大胆创新，走向光明的未来。

    三、年鉴创新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办鉴为民

    年鉴创新的重点，是调整和优化结构，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满足受众的多方面需求，丰富年鉴品种，办出特色，精益求精。年鉴创新的落脚点，是真实、朴实、实用，便民利民。

    年鉴创新，首先要明确为什么编纂年鉴，怎样编纂年鉴，编纂一本什么样的年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年鉴不是编纂了30多年了吗？为什么编纂年鉴，还是一个问题吗？有的人觉得这是“伪命题”。但是，在中国年鉴界，它的确是一个仍然需要认真对待、严肃回答的问题。它是年鉴创新首先遇到的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长许家康指出：“多年以来，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年鉴称为‘官书’‘史册’‘政府年度公报’……这些说法并不代表年鉴的性质和定义。年鉴的性质和定义是资料性工具书，是公开发行的普通出版物。”【注1】许家康说的这段话，虽然已经过去11年，但是，在我看来，依然没有过时。为什么编纂年鉴，以及年鉴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误解或不同见解。

    年鉴创新，就是要将年鉴编纂成一本人民大众喜欢的，可以方便地使用的年刊性工具书。年鉴不仅仅是“官书”，而是 “民书”。为什么？因为政府贯彻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文明执政，执政为民，就要知道民情，反映民意，解决民困，达致民愿，为人民服务。对许多官方色彩浓厚的年鉴来说，首先是放低身段，眼睛向下，不再高高在上，不再离普通受众那么遥远。办鉴为民，实践和完成办刊理念的转变。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创新。

    年鉴创新，从年鉴的框架设计及内容安排上来说，就是要既见物又见人，既见事又见人，既见景又见人。人民大众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史书的书写者，年鉴在记载年度大事或者当地重要资料、重要态势、重要经验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人的活动、人的参与、人的作用、人的经验和人的感受。

    年鉴创新，就是要关注人的多方面需求，年鉴不可忽略自然环境生态，不可忽略现代公民社会的存在与发育，要关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社会阶层的状态与需求，要关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社会中介机构、慈善团体、志愿者、社区服务、扶贫开发、济困救危、劳动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见新”“记新”，对社会上的新事物、新情况、新态势、新问题，对人民大众的新创造、新作为、新体验、新经验，都要看得见，准确地真实地记载下来。

    实事求是，这首先是一个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对共产党员来说，它还是一个党性问题。求真，对知识分子来说，它是一个社会良知、社会担待感、责任感的问题，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风范的问题。求真，对年鉴人来说，还是一个基本的业务要求。因为年鉴就是实用性的资料工具书。工具书不真实，何用之有？不是害人不浅、贻笑大方吗？

    求真，道理大家都懂。为什么做起来难呢？在求真的道路上，要破除三道障碍。一是思想障碍。有的年鉴人错误地总结社会经验，认为讲真话、记实情危险，吃力不讨好。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要看到，党和政府是鼓励讲真话、记实情的。人民大众是希望讲真话、记实情的。年鉴从业人员的社会良知职业道德是需要讲真话、记实情的。在这三条面前，还有什么理由不破除思想障碍呢？二是精神障碍。求真是要花精力费功夫的。有的年鉴人有疲态，满足于“年晚煎堆，人有我有”，不肯花费精力去开拓求真。真实的情况，真确的判断，真切的感受，准确精当的表述与记载，从来与懒人、庸人无缘。三是别人设置的障碍。求真，对造假者不利，对依靠编织虚假绩效谋求升官发财者不利，于是，他可能会为求真者设置障碍。有这种障碍怎么办？依靠上级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正义的力量，搬掉就是了。因为你走的是正道，他出的是邪招。邪难敌正，正必压邪。

    年鉴创新的落脚点，就是务实。就是让年鉴发挥最大的社会效能，真实可信，开卷可用。受众是年鉴的主人，年鉴是受众的工具。所以，一本好的年鉴，一本体现了创新精神的年鉴，不仅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应当是开卷可用的。因此，也是可以传之久远，成为信史的。

    可用，应当具备这几个要素：资料数据的丰富性和完备性，重要资料的权威性和及时性，编排检索的科学性和便捷性，多种资料的互补性和扩充性。

    可用，还要做到纸媒体和电子媒体捆绑供应，发挥各自的优势，方便受众使用。现在许多年鉴随书附送电子光盘，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有的光盘制作较为粗糙，有的包装随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使用效果。

    谈到可用，时下还有一种很实在的问题：年鉴有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状态。年鉴需要减肥。举例：                   

    安徽年鉴只是某部年鉴的60%重量。【注2】

    为什么那么重？面面俱到，又抱西瓜又捡芝麻，胡子眉毛一把抓，生怕方方面面有意见，说明办鉴人缺乏见地，缺乏统领全局，分清轻重主次的能力，缺乏担待感责任感，或者工作粗放，业务能力不强，都可能是原因。背后是不是还有盲目攀比，或者片面追求奢华的问题？形式的厚重并不是内涵的厚重而可能恰恰是相反。只有简约，实在，才是精彩的。据我所知，国际媒体界最近劲吹简约之风。许多有影响的纸媒都在减肥增效。我看，我们也该学学这一招。年鉴，还是实实在在，清清爽爽的好。

【注1】许家康：《年鉴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1期。

【注2】王守亚：《删繁减雍去奢华》，《年鉴通讯》2014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