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纪念馆。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广州400公里外的梅县雁洋镇虎形村，其形似虎，头饮梅江水，背靠虎形山，风光迤逦，山明水秀，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叶剑英的故乡。

　　始建于1987年的叶剑英纪念馆，位于虎形村叶剑英纪念园内，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手稿、题词、文献、文物等实物，向世人全方位展现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功绩和风采。

　　走进叶剑英纪念馆，正厅屹立的叶剑英元帅铜像拄杖站立，挺拔威严，令人肃然起敬。“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半个多世纪以来，叶剑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决断，其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值得永远铭记与学习。

　　关键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缘何对叶剑英如是评价？叶剑英纪念馆负责人杨健带我们来到馆内第一展厅，从一封秘密电文开始，回顾其一生中曾在重大关头四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事迹。

　　这封秘密电文出自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之手。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时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红四方面军人数达八万。当时为了团结一致行动，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全体北上抗日。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要权，不执行北上方针。9月9日，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的一封危害和分裂党和红军的密电，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所幸的是，这份密电被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所截获，他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先行北上。“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

　　此后，毛泽东多次谈起此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事实上，这是叶剑英第三次在历史险要关头立下的大功。从1922年粤军原总司令陈炯明的部队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参与护卫孙中山脱险；到1927年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设圈套企图阻止南昌起义，叶剑英连夜将消息告诉叶挺、贺龙，密议甘棠湖，保证了起义军队的安全，后顺利发动南昌起义；再到粉碎“四人帮”，叶剑英曾在重大历史关头四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叶剑英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保持清醒头脑，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等精神特质。”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陈弘君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到，1927年是叶剑英革命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在国共合作破裂的关头，蒋介石为笼络叶剑英，许以高官厚禄，感以个人恩义，但他不为所动，因为他意识到蒋介石已背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于是通电反蒋，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弘君说，于叶剑英而言，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安稳和享受，而是从中华民族的独立、复兴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来考虑问题的，这种对崇高信仰和理想的追求，对人生道路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恰是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需要学习的。

　　用事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污蔑

　　“叶剑英素有儒将之称，文武兼备。”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邓文庆如是说。在叶剑英纪念馆内，有一幅《舌战群儒图》的油画，画上的叶剑英身穿黄呢子军服，佩戴中将军衔，臂带石膏夹板，但仍精神抖擞，目光如炬，淡定自若。

　　时间回溯至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打算在会上“围攻”八路军，以便制造反革命舆论，掀起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会议前，蒋介石对于谁先发言、谁后发言、各讲些什么内容，都提前作了安排。会议开始后，国民党军队的各路人马纷纷严格按照蒋介石的授意行事。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

　　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一些战区参谋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开始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制造摩擦”，要彻查此事，严肃军纪。面对各种充满恶意的攻击，叶剑英不动声色，而是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污蔑。

　　时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员刘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冷静沉着，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历数了八路军近两年来的抗战战绩，包括牺牲人数，缴获敌方的物资枪械等，用数据和事实来说话。

　　作为一位军事家，叶剑英深刻认识到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毕生关注着军事科学的发展。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曾撰文道：叶剑英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亲自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他在军事科学事业方面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建树，对于我国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作用，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在陈弘君看来，叶剑英不仅提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从1977年起，他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次会见华侨、港澳同胞、国民党将领及其子女等，广交海外朋友，为改革开放开拓渠道，创造有利条件。

　　在叶剑英纪念馆里，一张叶剑英在北京会见已故国民党原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其子商伟立的照片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照片中他们相谈甚欢，面带笑容。邓婕向我们讲述了叶剑英和商震之间的故事。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海外的故旧袍泽，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现状。商震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他辞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留居日本。他每次回国，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与他进行亲切交谈。

　　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令商震为之动容，他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

　　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和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一份热，发一份光。”

　　1978年12月，叶剑英主持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这九条方针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雏形。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这一构想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一国两制”构想虽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1984年和1987年，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签署联合声明，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

　　陈弘君在《叶剑英对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卓越贡献》一文中高度评价叶剑英对改革开放的贡献。

　　1977年11月，在广州调研期间，叶剑英听取了广东省委和梅县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说：“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剑英很支持，并要求他们尽快向邓小平汇报。1979年6月1日，叶剑英在广州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1979年7月，中央50号文件颁布后，明确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经济特区开始进入创建时期。

　　1980年4月，83岁的叶剑英到深圳蛇口、珠海等地进行视察，他是第一位视察经济特区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经济特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陈弘君说，对经济特区加快发展，叶剑英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鼓励当地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引进和用好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外资。在经济特区立法方面，叶剑英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解除广大客商对到特区投资经商的各种顾虑，1980年8月，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该条例作为地方法规，破天荒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为经济特区提供了最具权威的法律保障，第一次从政治和法律上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晚年写下的这两句诗，收录在《叶剑英诗词选集》中。邓婕说，她翻阅叶剑英相关史料时，时常为其中的历史细节所打动，她亦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更多人能在这位伟人的奋斗史中接受精神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