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而为，并望保重身体……”

　　“五月五日信悉，知你近来身体不适，甚念，望多珍重……”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存放着这样两封落款为邓子恢的回信，分别写于1962年和196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在收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镇后盂村宝山农民黄国堆的来信后，百忙之中给予回信，字数不多，却情真意切。

　　闽西莽莽群山小山村里的村民何以让公务繁忙的国务院副总理这般牵挂？是什么样的峥嵘岁月让他们产生这样深厚的情谊？这要从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讲起。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虽奋力苦战，但第五次反“围剿”依然失败了。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广大苏区随后也相继沦陷。地处福建漳平、龙岩、南靖交界处的永福镇后盂村宝山也同样遭此命运。

　　闽西苏区沦陷了，但闽西的党组织领导核心依然存在，继续领导闽西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统一领导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6月，邓子恢回到永福检查工作，主持成立了岩南漳县委。1936年2月16日，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成立，魏金水任主席，陈朝盘任副主席，在龙岩、漳平、南靖开展游击斗争。

　　多年游击战争，群众是靠山。国民党深知要彻底铲除共产党留在苏区的革命力量，消灭红军游击队，就必须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为此，从1935年起，国民党对红军连续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清剿”，对苏区群众采取“移民并村，联防保甲”政策。面对国民党的残酷策略，以及对群众的严密控制措施，红军游击队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露宿在山上或山寮里，坚持游击战争。而勇敢的革命群众则千方百计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保卫党的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后盂村宝山的黄国堆、陈宝英夫妻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为了支援红军游击队，黄国堆夫妻俩进行了简单的分工，黄国堆主要负责采购红军游击队的日常用品等物资，陈宝英则负责接待红军游击队、传递信息和运送物资上山。为摆脱敌人的铁桶封锁，通过白军的严密搜查，运送物资上山，黄国堆夫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想尽了各种办法。有时他们挑着制造巧妙的双层桶上山施肥，上层装肥料，底层装粮食，机智地骗过白军士兵的搜查；有时他们背着小孩装作去上山砍柴，偷偷地把山上急需的盐巴藏在小孩下腹，躲过了白军的搜查，把物资送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

　　1936年4月22日，邓子恢、魏金水等8人在石鼓岭与白军打了一仗，受伤一人。战后的夜晚，他们像往常一样来到黄国堆家中休整。由于当天下雨，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陈宝英帮忙烘干衣服，黄国堆煮菜做饭，邓子恢则在灶前帮忙烧柴。饭后，衣服烘得差不多干了。陈宝英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敏锐地感觉白军可能很快会来，赶忙催促邓子恢等人赶紧上山。果不其然，邓子恢等人前脚刚走，敌军第三师一部后脚就到。他们把黄国堆家围得跟铁桶似的，大喊道“把红军交出来”。由于走得过急，邓子恢等人落下一箱子弹、一袋银元、两支驳壳枪。在这危急关头，黄国堆夫妻不慌不乱，沉着应对，他们一边把门关好，一边果断地、迅速地把邓子恢等人落下的东西包好，沉入厕所里，直到一切处理好，不留痕迹，才把门打开。

　　敌人见门一开便荷枪实弹涌进来，有的四处乱翻，有的打着手电往后山搜找。“山上有红布在晃动。”敌人晃着手电叫嚷着。“那是逃避被抓的妇女背小孩的红布巾。”陈宝英机智地说。搜捕兵无法从她镇定自若的神色中抓到把柄，加上搜了好几遍都一无所获，懊丧而去。

　　到了夜晚，邓子恢等人下山，回到黄国堆家。一进门，陈宝英便将邓子恢落下的东西赶快找出来交还，大家喜出望外。邓子恢一面把东西收好，一面感激地说：“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便有路可跑了，你们夫妻俩这样爱护我们，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后来，邓子恢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离开了永福。临行前，为感谢黄国堆、陈宝英一家多年来的大力支援和无私帮助，邓子恢专程来到黄国堆家，特地把穿过的棉衣送给黄国堆，把来往照明和办公用的马灯、手电、水壶等送给陈宝英做留念。

　　新中国成立后，黄国堆夫妻获知邓子恢等一起战斗过的老革命还活着，并在北京、福州等地工作，非常高兴，很是想念。但心知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还很困难，考虑到邓子恢等在重要岗位工作一定很忙，也就没去联系。直到1962年，由于年事渐高，对往事愈发怀念，黄国堆才提笔写信给邓子恢，回顾了一起经历的峥嵘岁月。邓子恢回了信，并给予了黄国堆夫妻很高的评价和真挚的关怀。

　　一组往来书信，情意跨越数十年，见证着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份鱼水情，是永远也割不断的。（苏吕唯 胡灿科）